高培勇：2026年的經濟工作，改革的分量要加重，改革的位次要前移

    今天證券市場年會的主題是“改革與創(chuàng)新資本市場新出發(fā)”，圍繞這個主題而深入地學習領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可以發(fā)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出規(guī)律性認識，即“五個必須”的時候，其中之一就是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chuàng)新并舉，旨在凸顯強調的是改革創(chuàng)新。這意味著2026年的經濟工作，改革的分量要加重，改革的位次要前移。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增強改革與政策的協同效應，推動經濟運行與市場預期持續(xù)向好”。站在資本市場的立場上，有如下三個方面的改革需要特別關注，仔細研究。

    第一項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論及2026年經濟工作的總體部署和政策取向時強調指出，要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這實際上是對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創(chuàng)新提出了要求。其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之一是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我們注意到，在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的背后，就是就業(yè)和收入壓力增長較大，從而導致了市場預期偏弱。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報告在論及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時也提到，內需不振和預期偏弱交織疊加。還可以追溯到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具有一個歷史轉折意義的重大判斷，那就是中國經濟發(fā)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上邊這幾方面的考量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在今天的中國健全預期管理機制的重大意義。能否突出供給管理、需求管理的視野局限，而深入到預期管理層面，特別是將預期管理作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從供求管理和預期管理三者結合的意義上著力穩(wěn)就業(yè)、穩(wěn)企業(yè)、穩(wěn)市場、穩(wěn)預期，直接關系著2026年宏觀經濟治理的效能。

    從這個意義上講，圍繞著健全預期管理機制至少有三個方面的關鍵點。

    一是要將預期因素納入到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宏觀經濟分析框架盡管涉及的因素也比較多，但大體上歸類都是供給和需求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加入預期因素，可能是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必須走的一步棋。

    二是要將穩(wěn)定預期納入到宏觀經濟政策配置目標系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經濟運行和市場預期持續(xù)向好。這實際上刻畫了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總體目標。

    三是要將改革納入到宏觀調控操作目標系列。我們所說的宏觀調控并非僅僅指政策支持、政策調整，還必須有改革的行動與之相配套，特別是涉及到穩(wěn)定預期目標的實現，特別是當把預期因素納入到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時，改革創(chuàng)新的意義就更加凸顯。

    第二項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論及明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所提出的“八個堅持”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際市場。其中的一項重要的舉措就是提出制定實施城鄉(xiāng)居民增收計劃，這實際上是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創(chuàng)新作出了部署。為什么要如此強調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有這樣一個底層邏輯值得特別提出，那就是我們所討論的提振消費，我們所說的提高居民的消費力。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不僅是收入的函數，還是財富積累的函數。恰恰是因為收入和財富積累格局的變化，導致了人們對未來收入和財富積累預期的變化，才進而影響或制約了消費需求的擴大。

    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從扭轉人們對于未來就業(yè)和收入預期收入，通過增加收入來提振消費，這對于我們在2026年進一步實施提振消費的專項行動意義十分突出。今年很多政策安排和改革措施都在做兩個方面的區(qū)分，當期的消費潛力和長期的消費能力。我們所討論的政策支持，我們所關注的政策調整，它的作用和功效充其量是釋放當期的消費潛力。除此之外，從更長期的發(fā)展要求來看，我們還要著重于增強長期的消費能力。也就是說釋放消費的潛力和增強消費的能力要同時并舉，這實際就是要求通過政策調整來著力釋放消費潛力，但是與此同時要通過制度的變革特別是收入分配制度變革，來增強消費的能力。這至少涉及到如下兩方面的改革，一是社會保障制度，二是轉移支付制度。這兩方面的制度總體上都可以歸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系列，一旦從這個意義上去聚焦這兩項制度，會發(fā)現有三個方面的短板弱項是必須著力解決的。其一，無論是社保還是轉移支付，它的覆蓋范圍都是有選擇的，而非全面的，這主要體現在它是區(qū)別城鄉(xiāng)不同的區(qū)域而實行不同的社保、不同的轉移支付制度。其二，無論社保還是轉移支付，它提供的待遇都是有薄有厚，而非一視同仁的。這突出體現在這兩項制度都是以所有制化解的，編制內和編制外不一樣，國有制和非國有制不一樣。其三，用于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和資源都是相對不足的。要提振消費，必須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和現代轉移支付制度。這兩項制度的改革方向大體描述就是要逐步縮小乃至最終消除城鄉(xiāng)差異讓社保和轉移支付制度全面覆蓋所有領域。與此同時，逐步縮小乃至消除身份差異，讓社保和轉移支付制度無差別適用全體人。

    第三項改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出規(guī)律性認識時，“五個必須”之一還作了這樣的表述，必須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首先提出的是，將更多資金資源投資于人。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是，必須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這句話總體上說是對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社會資源配置的要求，但首先是對財稅體制的改革提出了要求。之所以要作這樣的部署、提這樣的要求，主要的背景是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已經到了必須依靠內需特別是其中的消費作為主動力和穩(wěn)定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而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又是當下中國經濟運行當中遇到的突出的挑戰(zhàn)。因此，要確保“十五五”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就必須保證經濟增長能夠維持在合理區(qū)間，要確保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qū)間就必須提高居民的消費力。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費力？它雖然設計的是整個社會投資和消費的結構，但首先是對財稅體制特別是其中的政府收支結構提出了要求。這就涉及到錢從哪里來，錢往何處去。首先是錢從何處來，我們從哪個地方出錢去更多的投資于人？首先要調整政府的支出結構，通過政府支出結構的此減彼增的調整來騰挪必要的資金。要減少投資于物的支出，現實當中就是投資于經濟建設的支出。要增加投資于人的支出，現實當中就是要增加社會福利性的支出，這設計上是一種存量調整。與此同時想特別指出的是增量調整，每年通過赤字發(fā)行國債籌集上來的新增財源用于何處？不能像過去那樣大量的投資于物，也要適時的向投資于人傾斜，把更多的資金用在提振消費、投資于人、民生保障等方面，這實際上是對財稅體制向公共財政全面轉型提出了要求或進一步提出了要求，從而增加公共服務性的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增加民生類投資占經濟建設支出的比重，是非走不可的一步棋。